唐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德化政策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，他的“绥之以德”“爱之如一”,就是德化政策的表现。

唐太宗的治国之术，是恩威并施，但重点放在所谓恩怀与德惠方面，故其压迫的形式较为缓和。他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如此。贞观二十二年，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长争相入朝的盛况，喜谓大臣曰： “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，疲敝中国，所获无几，岂如今日绥之以德，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!”汉代向称盛世，汉武与唐宗都是炎黄子孙建树统一大业的英主，但两人对待四夷的统治之术却不尽相同。汉武主在用兵，偏重威服，而少怀德化，结果是费力多收效小。唐太宗鉴于汉武帝的治术之失，转而侧重德化政策，深得四夷人心，结果是费力少收效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面对如此勋业，唐太宗并不单独归功于己，而是首先归功于这一政策的创议者——魏徵。他忆及初即位时，有人劝他“耀兵振武，慑服四夷。唯有魏徵劝我： ‘偃革兴文，布德施惠，中国既安，远人自服’。朕从此语，天下人宁。绝域君长，皆来朝贡，九夷重译，相望于道。”可见，由魏徵建议、唐太宗实行的德化政策能使边疆民族归心。

为了有效地贯彻德化政策，唐太宗还慎选边吏担任都护、都督。贞观元年，他任命李大亮为凉州都督，李大亮对散处伊吾的突厥余部和其他部族“绥集之，多所降附”。贞观四年，朔州刺史张俭招集思结族饥民，来者妥善安排，不来者听其自便，并“不禁”分处两地的“亲属私相往还”,对待境内的夷族可谓厚道宽仁了。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任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都护，郭孝恪对杂居高昌的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“推诚抚御，咸得其欢心。”

贞观二十一年，唐太宗置燕然都护府，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， “素立抚以恩信，夷落怀之，共率马牛为献；素立唯受其酒一杯，余悉还之。”

为了有力地贯彻德化政策，唐太宗对边吏的任职期限也有相应的措置。大体说来，称职者，任期长；不称职者，任期短。前者的例子是，李劫于并州大都督任内，“令行禁止，号为称职”, “塞坦安静”, “民夷怀服”。为此，让其历职十六年之久。后者的例子是，坚决撤换因犯贪污罪的遂安公寿的交州都督之职。交州“去朝廷远”,地处边陲，华夷错居，吏治不善，必损及怀柔政策的贯彻。唐太宗不顾犯者系宗室之亲，而毅然任命原瀛州刺史卢祖尚前往“镇抚”。卢虽托词未能赴任，但反映了唐太宗坚决撤换不称职的边吏的决心。

必须指出， “绥之以德”并非放弃使用武力。德化政策是以威服作为后盾的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理人必以文德，防边必以武威。”唐太宗与隋炀帝不同的一点是，他不滥用武力或尽量避免使用武力。如贞观初，岭南蛮族冯盎，谈殿反叛。群臣中不乏主张威服者，太宗不许，遂派使“持节宣谕”,冯盎受感， “南方遂定”。后益州僚族**，都督窦轨建议威之以兵，唐太宗予以责难道： “当拊以恩信，胁之以兵威，岂为人父母意耶?”

“绥之以德”,对夷酋来说，主要是在政治上授之以官，在经济上赐之以禄。对夷民来说，主要是采取较缓和的民族压迫形式。由于压迫较缓和，故夷民不思**。由于位尊禄厚，故夷酋无不感恩戴德，忠心耿耿。开元年间，东突厥芯伽可汗在追忆其先辈的情况时云： “遂服从唐皇，臣事之者五十年”, “彼等之克国除暴，皆为唐皇出力也。”不少夷将甚至不惜出生入死，以死图报，以“世为唐臣”自诩。他们立下了卓越的战功，其中阿史那社尔、契芯何力，李思摩、执失思力都是佼佼者，可与汉将齐名比美。宋代史学家宋祁能够窥见唐太宗在使用汉、夷将领方面不厚此薄彼的特异做法，在他编撰《新唐书》诸传时，专立《诸夷蕃将列传》,与太宗朝汉将互相辉映，可谓深识。

唐太宗的“绥之以德”政策，使各族酋长心悦诚服，在太宗生前，他们无不尽其力用；在太宗死后，个个失声如丧考妣，以致出现了如下的感人景象： “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，闻丧皆恸哭，剪发、赘面、割耳，流血洒地”,阿史那社尔、契芯何力请杀身殉葬，所谓剪发、势面、割耳都是突厥等少数民族对其酋长死亡时的哀悼丧俗，他们各以本族的丧俗表达对唐太宗的哀思，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“天可汗”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。唐太宗父子也以“昭陵制度无疑是多少突厥化”来显示民族关系的和睦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： “其时太宗一面君临汉土，一面又为漠南、漠北各族之天可汗，参用北荒习俗以和治兄弟民族，自是适当之做作，不得徒以一般之突厥化目之。”

以上事实说明，唐太宗推行“绥之以德”的民族政策，缩小了华、夷之间的差异，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，改善了民族关系。

唐太宗的驭夷之方，是对华、夷“爱之如一”。他针砭古来皆贵中华的偏向，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措置，是他推行德化政策的另一侧面。

贞观二十一年，唐太宗坐镇翠微殿，询问大臣： “自古帝王虽平中夏，不能服戎、狄”的原因?接着自谦一番，说自己才不及古人而功业过之，不知其故，令群臣各自尽情以实相告。群臣异口同声，一片赞颂。唐太宗不满意这种不着边际的答复，自行总结了五条成功的经验，其中第五条是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、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 “皆依朕如父母”是有来历的，贞观五年，契芯何力曾说太宗是“华夷父母”,这些当然都是溢美之词。不过，他总结了自己在民族政策方面与过去君主的传统做法不同，是符合事实的。其“爱之如一”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。

第一，对汉、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、给粮、给复。对被压迫的汉、夷人民能否同等予以照顾，这是最能衡量唐太宗的“爱之如一”的民族思想。贞观二十一年六月，他下诏回顾了隋末丧乱，边境百姓多为少数民族贵族俘掠的情况，指出当时族属铁勒的薛延陀归附了，应派遣使节到燕然都护府，通知其属下的都督， “访求没落之人，赎以货财，给粮递还本贯”;又指出由于薛延陀的投降，曾被其奴役的室韦、乌罗护、靺鞨三部劳动人民“亦令赎还”。可见，被薛延陀俘掠为奴的有汉、夷各族劳动人民，唐太宗不厚此薄彼，而是一视同仁，皆以钱财赎还。而且，赎取汉夷人民的人身自由之后，还对他们接济粮食，对汉族“给粮递还本贯”;对夷族也发救济粮。如贞观四年，唐太宗指示李大亮“招慰”散落在伊吾的西突厥种落，李大亮遵旨， “于碛口贮粮，来者赈给”。此外。对归附的汉、夷人民都有免服徭役的同等优待。如汉民“没落外蕃投化，给复十年。”“四夷降户，附从宽乡，给复十年。”

第二，对汉，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。赏罚是国之大事，一个君主对本族将领做到秉公而行，还是不难的，难能可贵的是对汉、夷将领不存私心，视为一体，施以祸福，赏罚分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唐太宗能出以公心，是超越前人的。他对平定吐谷浑之役的汉、夷大将的处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当时，汉蒋薛万均隐瞒战败实情，又排斥契芯何力所建立的奇功，唐太宗听取何力的申诉后，为了赏罚分明，打算撤掉薛万均的官衔，授职何力。何力叩头谢绝说： “以臣而解万均官，恐四夷闻者，谓陛下重夷轻汉。”唐太宗当然不可能有“重夷轻汉”思想，然而他不分汉、夷、秉公赏罚，使这个铁勒族将领十分感动，从而说明唐太宗对待汉、夷将领的功过是不分彼此的。

第三，对汉，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。任贤是致治之组织保证，唐太宗对汉贤不拘一格任用是有口皆碑的，难得的是他对夷贤亦倾心信用。他依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，纷任显职与都督、刺史之职。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“以智勇闻”,必深得太宗信任，贞观二十一年出征龟兹，太宗以他为行军统帅，位在汉将之上。阿史那忠， “资清谨”,擢为正三品的石骁卫大将军之职， “宿卫四十八年，无纤隙，人比之金日砷”。执失思力屡进忠言，“帝异其言”,倚为心腹，妻以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安国公。西突厥人史大奈，在晋阳起兵时就追随李渊，多立战功。贞观初，擢右武卫大将军，封窦国公，食邑三百户。靺鞨族李谨行“勇冠军中”,贞观初，拜右卫将军。以上说明唐太宗对夷族将领同汉族一样是任人唯贤的。

第四，对汉、夷伤病大将同样体恤。唐太宗不仅关怀汉将的伤病，而且也体恤夷将的伤病。贞观晚年，名将李劫曾患重病，名医遍治，均用药无效，有人提出唯有用须灰和药才能治疗，唐太宗闻讯， "乃自剪须以和药”,李劫得到龙须，感激涕零。突厥将领李思摩，原名阿史那思摩，因立军功，唐太宗赐姓李，授职右卫大将军。他于贞观十九年随驾出征，在进攻白崖城的战斗中，被流矢中伤，仍然坚持战斗，由于没有及时治疗，瘀血滞积。唐太宗爱将心切，不分汉、夷，乃“亲为之吮血”,消息传开，战士“莫不感动”。

以上四点都是唐太宗“爱之如一”的民族观的表现。他之所以具有这种较为进步的民族意识，是基于华、夷“一家”的思想。早在贞观七年年底，唐太宗陪同李渊，欢宴三品以上大臣时，李渊曾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，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，面对贞观盛世的民族和好景象，不禁赞美道： “胡、越一家，自古未有也。”

唐太宗发展了乃父的民族思想，他认为“夷狄亦入耳，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人主患德泽不加，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泽洽，则四夷可使如一家；猜忌多，则骨肉不免为仇敌。”唐太宗提出的夷狄与汉人一样，其情皆可感化的见解，是针对无道君主隋炀帝把夷狄诬为禽兽而发的人道主义思想，具有进步的意义。也是他为什么“爱之如一”的原因所在。

以上事实说明，唐太宗推行“爱之如一”的民族政策，尽量克制歧视夷狄的陋习，尽情缩小华夷之间的差距，获得了少数民族的好感，形成了唐初最为友好的民族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