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，河北地区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，也是隋末唐初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如何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，显然是巩固唐王朝封建统治的关键问题。

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，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。李建成开始得早，收效也大些。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，根据魏徵的建议，“获俘皆抚遣之，百姓欣悦。”对比一下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的残酷镇压，人们自然对李建成有所好感。

此后，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，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。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， “河北州县素事隐、巢者不自安，往往曹伏思乱。”幽州都督李瑗叛乱，即其一例。李瑗的部下利涉就当时形势指出：“山东之地，先从窦建德，酋豪首领皆是伪官，今并黜之，退居匹庶，此人思乱，若旱苗之望雨。”最后两句是煽动之辞，似有夸大之处。但是，在山东豪杰中，试图趁唐廷内讧，兴兵作乱，大有人在。

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，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。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，倘若互相勾结，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。

至于李世民“阴引山东豪杰”,不能说他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。洛阳就是一个重要据点。玄武门之变后几天，就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 “驰镇洛阳”。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，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。至贞观元年，行台废，仍授屈突通为洛州都督。次年屈突通死，唐太宗十分悲痛，特地赶到洛阳宫，表彰屈突通的忠节。可见，屈突通在稳定关东政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然而，山东、河北局势毕竟是很棘手的，仅仅依靠洛阳重镇，远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不慎重处理，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动**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唐太宗及时地选派魏徵宣慰山东。魏徵本来是山东人，周静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国郡巨鹿县。家境孤贫，通晓书术。 “隋乱，诡为道士。”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怒涛，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。正如魏徵在《述怀》诗中所说： “中原初逐鹿，投笔事戎轩。”他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，十次向李密献计，表现了他的“奇谋深策”。

后随李密降唐， “至京师，久不见知，自请安辑山东”,致书徐世劫归附。不久被窦建德河北义军所俘虏，被拜为起居舍人。窦建德失败，魏徵投奔李建成，很受器重，曾提出“结纳山东豪杰”的方针。可见，魏徵和山东、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，即武德九年七月，唐太宗封魏徵为谏议大夫，“使安辑河北，许以便宜从事”。当魏徵到达磁州时，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、齐府官属李志安、李思行“锢送诣京师”。原来，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。

魏徵跟副使商量说：“东宫、齐府左右，皆令赦原不问。今复送思行，此外谁不自疑?徒遣使往，彼必不信，此乃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今若释遣思行，不问其罪，则信义所感，无远不臻”。接着，就自行把恩行等人释放了。这个措施，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，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，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“信义”来，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。所以，唐太宗知道后，十分高兴，对魏徵更加信任。

武德九年八月，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。 “老幼相欢，或歌且舞。”不久又变卦，重新颁布敕令，说“已役已纳，并遣输纳，明年总为准折。”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。这时，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立即上书，强调指出： “今陛下初膺大宝，亿兆观德。始发大号，便有二言。生八表之疑心，失四时之大信。纵国家有倒悬之急，犹必不可。况以泰山之安，而辄行此事!为陛下为此计者，于财利小益，于德义大损。臣诚智识浅短，窃为陛下惜之。”

魏徵的慷慨陈词，显然是要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关东地区的影响，切不可贪图小利，重新惹起山东人对李唐王朝的嫌忌与不信任。

由于魏徵的积极“宣慰”,妥善地处理各种关系问题，山东、河北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。武德九年冬，返回长安。次年即贞观元年七月，山东地区大旱，唐太宗诏所在赈恤，无出今年租赋。九月，又下诏说： “河北燕、赵之际，山西并、潞所管，及蒲、虞之郊，豳延以北，或春逢亢旱，秋遇霖**，或蟊贼成灾，严凝早降，有致饥谨，惭惕无忘，特宜矜恤，救其疾苦”。因此，令中书侍郎温彦博、尚书右丞魏徵、治书侍御史孙伏伽、检校中书舍人辛请等人“分往诸州，驰驿检行”,做好“赈济”工作。

就在这一年，青州发生“谋反”事件，唐太宗派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。仁师采取“宽慰”的办法，很快地平息了动乱。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，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“谋反”事件了。可见，经过唐王朝君臣们的一系列努力，基本上巩固了对山东，河北地区的统治。

李唐皇室出于关陇地主集团，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，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。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，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。武德六年初，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： “山东人物之所，河北蚕绵之乡，而天府委输，待以成绩。”可见，山东、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。玄武门之变后，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，用来稳定山东局势，魏徵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。

然而，唐太宗有时囿于地域的偏见，未能公平地对待关中与山东人士。魏徵宣慰山东前夕，曾向太宗指出： “不示至公，祸不可解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失之“至公”,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，甚至结群思乱，天下就难以太平。对此，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，因此立即请魏徵安抚河北。

贞观元年， “太宗尝言及山东，关中人，意有同异”,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： “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当以东西为限，若如是，则示人以隘眶”。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的心弦。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，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，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，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。唐太宗说过， “观古今用人，必因媒介，若行成者，朕自举之，无先容也”。为什么如此器重，让他预议大政呢?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唐太宗所拔擢的山东人士，往往不是士族高门，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。例如，魏徵是小族之家，境况孤贫；崔仁师似系高门中的破落户；张行成的先世无名望，当为卑微寒族。

此外，受唐太宗重用的还有：张亮以农为业，家境寒贱；戴胄出身低微；马周是个寒士；等等。因为这些人大多经历隋末战乱，跟关东普通地主联系密切，熟悉民间的情况，所以，唐太宗利用他们，迅速地稳定了山东、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。